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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发表日期:2016年4月13日      作者:卢 骅   编辑:tptg   有1360位读者读过此文 【字体:  
 
 

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大成者

——论河北名士卢植

    [摘要河北名士卢植,是东汉时期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、经学家和教育家。历任博士、九江太守、庐江太守、议郎、侍中、尚书、北中郎将,复任尚书一职。他在政治上主张维护国家统一,坚决反对分裂行为;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,他多次提出治国安邦新策,为国献计出力;他为官清正廉洁,敢说敢做敢为,不计名利地位;他注重文化教育,并潜心钻研,著书立说,身体力行,言传身教,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。卢植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大成者。他的高尚品格与节操,不仅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创立与传承做出了贡献,也惠及了他的子子孙孙和深受卢植学说影响的人们。他的一些思想和学说,至今仍有借鉴的价值。

关键词卢植;河北名士;评传

作者简介卢骅,1957年生,历史学学士,辽宁社会科学院信息工作办公室主任,研究员(沈阳110031)。

 

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伟大民族之一,她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。在历史的长河中,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努力探索,不仅创立了灿烂文化和非凡艺术,而且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为世人赞誉,也使这个古老民族聚集了无比强大的凝聚力,并由此焕发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,至今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,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和先辈的聪明智慧和实践经验。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,卢氏族人曾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做出了贡献。其中,东汉时期的“海内大儒”——卢植堪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大成者。

卢植(121192年),字子干,是中国古代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、经学家和教育家。他生于范阳(今河北涿州),长于范阳,是东汉著名经学家、文学家马融的得意门生。由于他“才兼文武”,为朝廷所器重,历任博士、九江太守、庐江太守、议郎、侍中、尚书、北中郎将,复任尚书一职。后因反对董卓废帝叛逆行径,得罪董卓,被免官职,隐居乡里。初平三年(192年)辞世,享年71岁。卢植在世时,即以其渊博学识、过人胆识和高尚品德为世人所称颂;仙逝后,一直受到后人的追思缅怀和崇敬爱戴。如东汉时任议郎的彭伯谓“卢尚书海内大儒,人之望也”。[1]中国古代著名政治家曹操在建安年间北讨柳城、路经涿郡时,曾对涿郡守令说:“故北中郎将卢植,名著海内,学为儒宗,士之楷模,国之桢干也”。[2]历史上,只有卢植等几位先师大儒才可与“至圣先师”孔夫子一道,在“孔庙”(文庙)里接受世人的祭祀和朝拜。历代文人学者咏范阳(涿州)之诗词文章,均称颂这位卢氏先祖,赞誉有加。在现当代研究介绍中国古代著名历史人物的辞书典籍中,均有他的辞条。在万千卢氏宗亲中,他是一位令后人十分敬仰的圣祖。许多海内外卢氏宗亲将他奉为范阳卢氏的始祖,称他是“崔卢王谢”四大名门望族中卢氏一族的“中兴祖”,是卢氏后人世世代代学习的榜样。特别是中共河北省涿州市委、市人民政府为他修建了墓园,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所有这些都是因为,这位卢氏先祖非凡的一生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品质和传统美德,这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使然。

对卢植的一生研究考察之后,我们发现,不论是戎马倥偬、经文略武,还是著书立说、培育后学,他的言谈举止,著述学说,无不折射出中华民族优秀品质和传统美德的光辉。归纳起来,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:

一、维护国家统一,反对混乱分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卢植所处的时代,正值东汉末年国家动荡之际,各地军阀混战,天下大乱。从史书中考察,他自入仕以来,职位几经升降,多与社会动乱有关。如“熹平四年(175年),九江蛮反,四府选(卢)植才兼文武,拜九江太守,蛮寇宾服”。此后,“会南夷反叛,以(卢)植尝在九江有恩信,拜为九江太守”。由于他运筹帷幄,以德服人,使“南夷反叛”事平。中平元年(184年),黄巾起义。“四府举(卢)植,拜北中郎将,持节……发天下诸郡兵征之”。特别是在宫中事变、并州牧董卓“陵(凌)虐朝廷”、“意欲废立”之危急关头,文武百官四散逃避,独卢植挺身而出,仗剑解救太后,追讨篡逆宦竖;董卓率兵入京,召集文武百官在崇德殿“商议”废少帝刘辩、立陈留王为帝,“群僚无敢言,(卢)植独抗议不同。(董)卓怒罢会,将诛(卢)植”。所幸董卓亲信、大臣蔡邕和议郎彭伯力谏,谓“卢尚书海内大儒,人之望也。今先害(之),天下震怖”。这番话,打动了“凶悍难制”的董卓,“(董)卓乃止,但免(卢)植官而已”。[3]

我们知道,维护国家统一,反对混乱分裂,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“大义,是爱国主义的第一要义。古往今来,不论在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,不论何人、何族,只要他制造混乱和分裂,都是中华民族所坚决反对的。伟大中国的统一,开始于秦汉之际。秦只传二世,即为汉朝更替。东汉末年,群雄逐鹿,佞臣当道,他们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朝廷势力衰微,国家动荡不安,人民群众期望过上安宁富足生活。因此,维护国家统一,反对混乱分裂,是中国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的主流和必然要求。早在1800多年前,卢植就身体力行,为维护国家统一,反对混乱分裂而战,并为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卢植对我国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做出了诸多贡献,其中为国家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统一所做出的贡献是最大的。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,卢植的所言所行和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,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

二、一生精忠报国,为国献计出力

民族英雄岳飞之所以受到华夏儿女的崇敬和爱戴,是因为他一生不遗余力,精忠报国。卢植所处的时代,大大早于岳飞的年代。卢植虽非圣人,可他的一生,就是精忠报国的一生,是爱国为民的一生。

史载卢植“性刚毅有大节,常怀济世志”。汉灵帝时,布衣出身的卢植虽未出仕,就极为关心国事。“时皇后父大将军窦武援立灵帝,初秉机政,朝议欲加封爵。(卢)植虽布衣,以(窦)武素有名誉,乃献书以规之”。[4]就是说,汉灵帝年幼,皇后父大将军窦武执掌朝政,窦武以“朝议欲加封爵”,卢植以为不妥,因为“封爵”势必造成权力的分散,不利于汉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和国家的统一。他为此提出了治国安邦、“强干弱枝”的新策,即“宜依古体,置诸子之官,征王侯爱子,宗室贤才,外崇训道之义,内息贪利之心,简其良能,随用爵之,强干弱枝之道也”。[5]所谓“强干弱枝之道”,就是在继续保持汉初政治体制的前提下,选贤举能,只封爵给对国家有突出贡献者,以此达到强干(树干,此指京师,亦即朝廷)弱枝(树枝,此指地方势力)的目的。尽管窦武没有采纳他的新策,但卢植这些建议称得上是当时治国安邦的良策。

卢植治国安邦良策,集中体现在他的“略陈八事”上。光和元年(178年),时任尚书的卢植给皇帝上了一道《封事谏》,其中著名的就是他的“略陈八事”。所谓“略陈八事”,就是向皇帝提出八项建议,请求朝廷发布实施。这“略陈八事”是:“一曰用良,二曰原禁,三曰御疬,四曰备寇,五曰修礼,六曰遵尧,七曰御下,八曰散利”。[6]《后汉书》卢植列传用了较长篇幅记载了“略陈八事”原文,说明历史家对它的重视程度。用现代汉语来诠释“略陈八事”,就是:一要选用有真才实学的人,各州郡要选拔任用一批“贤良”的官员,以加强汉朝封建统治的组织基础;二要禁止结党营私,对“诸党锢”只要改过的“可加赦恕”,以瓦解朋党的内部基础;三要防治各种疾病,因当时战争频仍,“无辜委骸横尸,不得收葬,”导致传染病流行,应将这些“委骸横尸”妥为安葬,防止疾病流行,确保百姓健康;四要侯王之家减削赋税,防止老百姓“愁穷思乱”而造反为“寇”,让老百姓生活“给足”,“以防未然”;五要以“礼”治天下,“应征有道之人”,制定、教授和实施“礼”学《洪范》(即标准),使天下人遵“礼”行事;六要象远古的尧一样,为官要“章能否”,官吏要在任期内显现出自己的能力与业绩,鉴于“今郡守刺史一月数迁”的状况,应保持地方官员的稳定性,建议他们的任职期限至少要满三年;七要遏制求封爵位的人,将求封的路堵住,“御下”以护上(中央集权);八要“散利”,规劝皇上不要聚敛天下财富,不存私心,“宜弘大务”,全力抓好国家大事。以上“略陈八事”,涉及国计民生诸项大事,既顺应了当时社会政治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,又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,有些主张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卢植既是一位“通古今学”的“海内大儒”,又是精通兵书战法、能征惯战、“才兼文武”的大将。与以往武将不同的是,他统率大军平九江,降“南夷”,战“黄巾”,不单凭孔武之力和大军压境、厮杀屠戮,而是以德服人,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[7]如平“九江蛮反”时,“蛮寇宾服”。卢植统率大军平九江的具体情况,史书未作详细记载,但“宾服”决不是“战服”,只能是采取“安抚”之策,以理服人、以德服人,使人心服口服,这是可以肯定的。降“南夷”时,史载“(卢)植深达政宜,务存清净,弘大体而已”。[8]尽管这段文字不多,却明确地告诉我们,他仍旧采取了“安抚”之策,使“南夷”心甘情愿地降服于这位“有恩信”的太守。战黄巾时,他是征讨北路黄巾起义军张角所部的主帅,统辖护乌桓中郎将宗员(副将)和“北军五校士,发天下诸郡兵征之”。张角不敌,败走广宗,力保城池。卢植率军围城,“筑围凿堑,造作云梯,垂当拔之”。后来,卢植被朝廷特使、小黄门太监左丰陷害,“帝怒,遂槛车征(卢)植,减死罪一等”。如果不是左丰陷害,卢植在征讨黄巾起义的路上会越走越远,幸好到此结束了他征讨的征程。不过,左丰在向皇帝报告时,说到“卢中郎固垒息军,以待天诛”,意思是卢植征讨黄巾军不积极,只是把城池围起来,不出兵征讨,等待皇帝御驾亲征。左丰的话,恰恰说明卢植在用兵上的韬略和一贯战法,就是不轻易出兵和杀戮黄巾起义军。后来,“车骑将军皇甫嵩讨平黄巾,盛称(卢)植行师方略,(皇甫)嵩皆资用(卢植)规谋,济成其功”。这说明,卢植“固垒息军”的战法是行之有效的,也是高人一筹的。

卢植在军事上颇有建树,堪称“儒将”。他的“安抚”、“固垒息军”等征战方略,显然受到了儒家“仁政”思想的影响。作为东汉时期的“海内大儒”——他在军事上以“仁政”治军经武,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不多见的。

三、敢于仗义执言,不计名利地位

卢植为官数十年,由博士、议郎累迁地方主官(太守)、大将军(北中郎将)和大臣(尚书),官阶和权力不可不谓大,称得上是东汉时期的重臣大吏。因此,他在朝中的一言一行都十分引人注意,加之又是饮誉朝野的“海内大儒”,对当时的朝政有着重要影响。

由于东汉时期战乱不已,宦官与外戚、诸侯争斗弄权,朝中文武百官多唯唯诺诺,敢于向皇上进谏者寡,敢于同弄权者抗争者也寥若晨星。而卢植则不畏强权,敢于进谏,敢于抗争,表现出“威武不能屈,富贵不能淫”的高贵品质,这一品质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髓和最高境界。

皇上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。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,敢于向皇上进谏者,委实不多,因为进谏者要冒丢官甚至被杀头的风险。据史书记载,卢植曾多次向皇上进谏,所提问题都很尖锐。比如,他在《封事谏》中写道:“臣闻汉以火德,化当宽明。近色信谗,忌之甚者,如火畏水故也”。[9]他规劝皇上不要“近色信谗”,就是不要近女色、信谗言;他在“略陈八事”中规劝皇上“宜弘大务”,就是针对皇上“近色信谗”而提出的修身方略。而皇帝“近色信谗”,也是东汉乃至中国古代多个封建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卢植的诤言,可谓千古至理名言。纵观中国古近代史,敢于如此直言者,唯卢植与魏征二人而已。遗憾得是,皇上并未采纳卢植的进谏,东汉的衰亡也就势不可免了。而唐太宗能以魏征的诤言为“镜子”,所以出现了“贞观之治”。

卢植与权臣抗争,也在历史上留下一段佳话。早在青年时代,卢植即以敢说敢作敢为而闻名于世。他未入仕时,就曾献书规劝并无大功的皇后父大将军窦武,不要威逼朝廷给窦武封爵。卢植在书中劝他“宜辞大赏,以全身名”。这在当时是需要胆量才敢于如此直言的。入仕后,为国家民族计,卢植将自己的名利地位甚至生死置于不顾,仍一如既往地同权臣抗争,决不向恶势力低头。在任北中郎将时,皇帝的亲信、小黄门太监左丰奉帝命监军,有人劝卢植贿赂左丰,卢植不肯,因此得罪了左丰,被其陷害。董卓专权,意欲废帝,“乃大会百官于朝堂”,“群僚无敢言”。惟有卢植一人大义凛然,敢于独自当面抗议。如今思之,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!

《后汉书》卢植列传的作者论曰:“风霜以别草木之性,危乱而见贞良之节,则卢公之心可知矣”。孔子曰: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。[10]卢植主张:“夫士立争(古争与诤同)友,义贵切磋”。[11]《孝经》曰:“士有争友,身不陷于不义”。卢植一生淡泊名利,以敢说敢作敢为驰誉天下,他敢于进谏与抗争,敢于为民请命,并非为一己私利,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,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,也是时人及后人十分钦敬他的重要原因。

四、注重文化教育,身教重于言教

卢植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经学家和教育家。时人称他为“海内大儒”,决非溢美之辞。

在经学研究方面,卢植著述颇丰。在任九江太守之前,卢植“以疾去官”,遂潜心于经学研究,并写成《尚书章句》、《三礼解诂》两书。《尚书》与《礼记》是中国经学的经典之作,由于书中的深奥哲理和古代汉语用字用辞与论义之乖僻,即使科技文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仍未能全解其意。而在卢植那个时代,时人与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创作的年代较近,加之卢植少年时跟随“通儒”马融“受古学,颇知今之《礼记》特多回”。[12]他的这两部经学著作,“合《尚书》章句,考《礼记》失得”,是奠定卢植“海内大儒”地位的代表作,对于我国经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,也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。

卢植还与当时的名儒马日、蔡邕、杨彪、韩说等人“校中书《五经》记传,补续《汉记》”。[13]另著有碑、、表、记六篇,均是有关经学和历史等内容的重要文献。

卢植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大学问家。他少年时代即受到良好教育,与东汉经学大家郑玄同窗,少年时同入大经学家马融门下,“侍读积年”。他乐于助人,肯于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人,从不保守,就连郑玄也曾得到过卢植的帮助。卢植做学问的特点是“好研精而不守章句”,[14]就是能够把握学问的精髓,不读死书,不为现成的“章句”所囿,学以致用,为将来“济世”服务。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,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提倡的。

卢植还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教育家。他少年时从马融学习,是马融的得意弟子。马融有学生四百多人,能登堂入室亲聆讲学的不过四、五十人。其他学生要靠马融的高足弟子传授。因卢植学业名列前茅,被称为马融的“门人冠首”,曾替代马融教授了不少学生。这是卢植执教授徒办教育的开始。完成学业后,他即回故里“阖门教授”,继续办教育,同时研究经学。他因病辞去九江太守后,曾在一段时间内一边养病,一边专心研究经学,同时指导学生们的学习和研究。即使在职官任上,也一直没有中断对经学的研究,并坚持指导教授学生。他曾上书皇上,建议“宜置博士,为立学官”,[15]即广开教育,设立主管教育的官员,目的是“以助后来,以广圣意”,就是要培养接班人,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,使国家、朝廷的意志和儒家学说得以传播四方。据史载,卢植的学生中有不少名人雅士,其中著名的有三国时期蜀汉昭烈帝刘备、辽西名士公孙瓒、东汉名儒高诱等。

中华民族素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和美德。早在东汉时期,卢植即注重文化教育,并潜心钻研,著书立说,身体力行,言传身教,为国家和民族培养有用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五、为官清正廉洁,为人堪称师表

卢植为官做人堂堂正正,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,他以伟岸的形象和清贫的生活,倡导并实践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为时人和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。从史书记载看,他一生是清贫的。他曾长期为官,且身居要职,权重当时,按说生活应该相当富足,可事实上他的生活水平并不高。他因病辞去九江太守后,曾上书皇上,内称因“家乏,无力供缮(写)上。愿得将能书生二人,共诣东观,就官财粮,专心研精”。[16]“家乏”,就是家境贫困,连缮写书稿的能力都没有,他请求皇上派两个书生,帮助他完成著书任务,还请求朝廷负责两个书生的费用。由此可见卢植生活的清贫。他为官清正廉明,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,坚决反对行贿受贿。比如他抵制大太监左丰,拒不行贿左丰,就是明证。他自己不行贿,也不受贿,否则他的生活就不至于“家乏”清贫了。

卢植品行端正,为人师表,性情豪爽刚毅,宁折不弯。史载他“身长八尺二寸,音声如钟”。“不好辞赋,能饮酒一石”。除能饮酒外,别无嗜好。他在马融处学习时,“(马)融外戚豪家,多列女倡歌舞于前。(卢)植侍读积年,未尝转,(马)融以是敬之”。他认为“近色信谗,忌之甚者。”[17]卢植夫人在其子卢毓(字子家)10岁时逝世,卢毓“十岁而孤”,与乃父相依为命。卢植持家节俭,教子有方,终将卢毓培养成国家栋梁之才。《魏志》载:卢毓“以学行称,仕魏至侍中、吏部尚书。时举中书郎,诏曰:‘得其人与不,在卢生(指卢毓)耳’”。魏帝对卢毓信赖嘉许,由此可见一斑。卢植持家教子有方,其子孙秉承卢植家风,使卢氏渐成名门望族,位晋天下“四大望族”之列;其裔孙如今遍布海内外,名人辈出,勋业赫赫,可谓明德有后,书礼传家。

卢植是我国最早倡导俭葬的人。他晚年隐居上谷。初平三年(192年)仙逝,享年71岁。临终前,他“敕其子俭葬于土穴,不用棺椁,附体单帛而已”。[18]东汉时期,盛行奢靡之风,尤其是朝廷和官宦人家,更是讲究排场,骄奢淫逸。卢植不齿于与之为伍,生前节俭宁静,身后力倡俭葬,且率先垂范,其葬仪之俭,古今罕闻。时至今日,卢植俭葬的做法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

卢植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大成者。他的高尚品格与节操,不仅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创立与传承做出了贡献,也惠及了他的子子孙孙和深受卢植学说影响的人们。今天,我们研究卢植生平,就是要学习他为国献身、为民出力的爱国主义伟大精神,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继承过来,传承下去,为民族兴旺、国家富强与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贡献。

 

作者简介:卢骅(1957—)男,辽宁宽甸人。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。现任辽宁社会科学院社科信息研究所所长、信息工作办公室主任,研究员,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和中朝韩关系研究以及中日关系研究。

联系地址:沈阳市皇姑区泰山路86  辽宁社会科学院

邮政编码:110031      电话:02488816708     传真:02486122161

电子信箱:luhua1957@sina.com



[1] 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四《吴廷史卢赵列传》。

[2] 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四《吴廷史卢赵列传》。

[3] 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四《吴廷史卢赵列传》。

[4] 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四《吴廷史卢赵列传》。

[5] 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四《吴廷史卢赵列传》。

[6] 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四《吴廷史卢赵列传》。

[7] 《孙子兵法》。

[8] 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四《吴廷史卢赵列传》。

[9] 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四《吴廷史卢赵列传》。

[10] 《论语·子罕篇第九》。

[11] 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四《吴廷史卢赵列传》。

[12] 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四《吴廷史卢赵列传》。

[13] 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四《吴廷史卢赵列传》。

[14] 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四《吴廷史卢赵列传》。

[15] 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四《吴廷史卢赵列传》。

[16] 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四《吴廷史卢赵列传》。

[17] 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四《吴廷史卢赵列传》。

[18] 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四《吴廷史卢赵列传》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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